
1957年初,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全党进行整风的决定,毛泽东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,鼓励党内外人士“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”,积极向党提意见。在这场运动中,一位新华社高级记者的命运,即将发生戏剧性的转折,他就是戴煌。
戴煌,原名戴澍霖,1928年出生于江苏阜宁沟墩镇。1944年,16岁的戴煌参加新四军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7年,戴煌调入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,开始了战地记者生涯,他先后随军参加了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。1952年2月4日,戴煌从朝鲜前线发回长篇通讯《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》,这篇文章后来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,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

戴煌从朝鲜回国后,由新华社保送到外交学院进修外文,以资深造。1956年2月,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“秘密报告”,后来这份报告的内容传到了新华社,戴煌看后非常震惊,他开始觉得“斯大林并不像过去宣传和想象的那么伟大”。
不久以后,由斯大林神话的破灭而引发的波兰、匈牙利流血事件,更加深了戴煌的忧虑,他认为:
我们国家的阴暗面虽然没有那么严重,但再也不能熟视无睹,任其发展蔓延了。如果不再积极改革,我们也将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!我决心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,向党的最高领导层敞露胸怀,说说自己应该说的话。

1956年匈牙利事件
戴煌决定给党中央、毛泽东写一封信,反映他在城乡中见到的一些问题,希望中央采取措施,及早解决。在这封后来被称为“万言书”的信中,戴煌主要写了3个方面的内容:
一是关于特权问题。戴煌写道:
我着重要提出的是“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”这个问题。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。今年夏天,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,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:特权阶级是存在的,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,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,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。
二是关于个人迷信的问题。针对当时“个人迷信”有所滋长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气氛日益淡薄的情况,戴煌一针见血地指出:
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,他们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,在不断地修正中领导大家前进的,故而缺点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,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!老老实实,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,但也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。这样,才能使人民群众觉得,我们是诚实的人,是任何时候都会对他们说知心话的人。

晚年的戴煌
三是关于新闻自由的问题。戴煌作为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,痛心地指出:
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,再对照一下我们内部材料和各种参考资料,我们就会触目惊心地感受到: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被过分夸大地宣扬了,而黑暗和腐朽则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。而对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报道,因为光说人家的坏而不讲人家的好,于是使人一提到资本主义国家,就想到那里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,包括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文化。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为。
戴煌的这封信从1956年11月开始写,一直到1957年初还没写完。当中共中央作出在党内整风的决定后,戴煌认为中央要通过整风解决问题,就在整风鸣放座谈会上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,其核心内容就是:全党全国最严重、最危险的隐患,就是“神化与特权”,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,而继续听其发展,必将国蔽民塞,全民族都跟着遭大难。
戴煌的发言很快受到了批判,他为了证明对党的一片赤诚,又主动交出了尚未写完的“万言书”。令戴煌没想到的是,这封信使他受到的批判愈加强烈。

戴煌
1957年7月25日,新华社在关于中央机关反右斗争的综合新闻中,点了戴煌的名。不久以后,戴煌经不仅被开除党籍,还经受了长达21年的多种磨难。
当然历史终究是公正的。1978年,新华社党组织在重新审查戴煌的问题时,终于正确地指出:
他写信的动机是好的,是为了解决问题,把党的工作搞好,而不是对党发起进攻。因此,从中摘引一些话作为右派言论,是不合适的。
最终新华社党委彻底推翻了原来的结论,恢复了戴煌的党籍和待遇。

2016年2月19日,戴煌在北京病逝,享年88岁。
大象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